《王丹回憶錄。六四部分》（續）
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結束之後，在撤出天安門廣場，返回學校的路上，各個學校的學生未經統一口徑，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喊出了“罷課，罷課，全國罷課！”的口號。再一次，運動本身引領了學生領袖。
回到學校後，北大籌委會發布通告，宣布即日起，北京大學全面罷課。此時，丁小平因為個人工作風格太過獨斷，不習慣集體合作，已經離開了籌委會；召集人由郭海峰擔任。
北大籌委會設在28樓生物系的男生宿舍。設立有理論信息部，外聯部，秘書處等不同分支機構。當時是北師大心理系研究生的柴玲很早就參加了進來，但是主要是作為封從德的妻子的身份，為籌委會做秘書的工作。她主要負責接待工作，辦公桌就在籌委會辦公室的門外。任何人要找我們都要向她說明原因，她再進來徵詢我們是否要出面。另一位秘書是一位叫湯曄的女生。記得那時空閒的時候，我們聊天，說到以後可能會坐牢，湯曄還表示到時候她會來送飯，半開玩笑的氣氛中有一點小小的悲壯。
當時我在籌委會中分工負責外聯的部分，主要是代表北大參與全市高校聯合會的籌辦，
全校罷課以後，籌委會主要關心的是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問題。當時學校有正式的學生會，但是學生會幹部大多是校黨委和團委任命，不被大部分同學所信任。籌委會在學生中有威望，但是畢竟不是選舉產生。籌委會決定，號召全校大會，解決組織的合法性的問題。
24日下午，北大籌委會在風雨操場舉行全校大會。各系學生圍繞系旗站隊，大操場站滿了學生，估計有上萬人。大會以掌聲通過的方式宣布，北大籌委會正式取代原學生會，領導今後北大的學生運動。我們幾個籌委會成員分別登台講話。我引述了許良英先生的話，說這次學運的意義已經超過了五四運動。我還說，聽說當局已經調動軍隊，我要告訴他們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！
此時丁小平不顧糾察隊遠的阻攔，強行上台發言。另一名籌委會成員熊炎性格激烈，衝上去奪下話筒，當眾宣布“丁小平是特務”，結果場下同學一片嘩然，最後會議在混亂中結束。
大家沮喪地回到辦公室不久，著名知識界人士，曾經在少年時就得到郭沫若賞識的陳明遠找到我們，給我們打氣。他說任何運動的組織工作都不會一帆風順，這次沒有做好，下次吸取經驗教訓就好了。為了表示對我們的支持，他晚上在三角地發表演講。陳明遠很會演講，也很會帶動聽眾情緒，當他說道“我知道聽眾中間一定有特務，我不怕，我想告訴你們，聞一多被特務暗殺的時候四十八歲，我今年四十七歲”（大意）的時候，所有聽眾都被打動而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。陳明遠的講話確實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，下午的那一點不愉快很快就被我們忘記了。
鑑於24日會議導致的籌委會內部爭議，我們決定重組籌委會，這一次改為用競選的方式產生。4月25日，各系代表齊聚在一間教室，報名參加籌委會的十幾名同學，包括我在內，分別發表競選演說，介紹自己對於未來學生運動發展的看法，現場還有幾位青年教師作為顧問監督整個選舉過程。最後經過投票，選出了新的一屆籌委會，分別是封從德，王池英，孔慶東 ，沈彤和我。
與此同時，北大校園內張貼出了海外留學生于大海，江河，吳牟人，房志遠，李少民，胡平，張欣，曹長青，劉曉波等9人22日從紐約發出的《致全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》，信中提出鞏固在這次活動中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，力求以一個堅強的整體進行有效的活動；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具體要求，務必使之得到相應的回复；出版自己的通訊或其他出版物，加強與各種新聞媒介的密切聯繫；加強與社會各界的聯繫；保持與政府方面的對話；努力落實校園內的自由；隨時準備採取從張貼大字報到遊行，罷課等方式等一共七條建議。 這些建議都很中肯，對我們這些學生領袖來說，具有很強的啟發意義。以後各校很多的學運活動，都遵循了這樣的建議。關鍵時刻，海外的民運力量因為沒有太多的顧忌，最早向我們提供了具體的幫助和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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